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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当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乘坐专机抵达北京时，中美这两个曾经相互敌对的国家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并在此后步入总体上“友好”的步调。这与当前美国对华加大围堵遏压并进入形似“新冷战”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向“友好”到如今“竞争”一面再次突出，有形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但同时也要看到，对美国来说，背后的权力逻辑一直没有改变，正是它导演了不同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

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中美友好”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美国开始对华开放市场、实施技术合作和展开人文交流，逐渐使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美国社会认为这是全球最大发达国家向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递过来的“善意”，但仅以“善意”显然无法解释40多年前的中美接近。如果不是处在冷战的时空场景，如果不是面对苏联的战略竞争，尼克松政府会有动力转变对华关系吗？之后的美国政府会选择以中国为合作对象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过去多年来为世人所熟悉的那个全球化正在遭遇逆风。当我们仍习惯于以美好浪漫的词汇描述全球化并将其几乎等同于经济全球化时，也在有意无意遗忘一个关键事实：这轮全球化的起始和展开是在冷战期间。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里根政府一边向中国递来橄榄枝、转向与中国“接触”，另一边却又发起“星球大战”计划、全面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苏联也正是在这一轮全球化如火如荼之际走向解体，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苏联解体是这轮全球化政治副作用的一个结果，它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回顾此轮全球化在起始和展开阶段与冷战的纠葛，需要看到，全球化的面相虽然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但它的实质内涵充满政治性，这也决定了全球化的推进限度。在这轮全球化的前半段，美国既从全球化的扩展中赢得冷战胜利，也显著提升了经济与其他方面实力；而当进入这轮全球化的后半程，失控的资本开始瓦解以往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与政治的互进关系，导致美国内外困难重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全球层面重组经济、利益关系，改变了全球实力格局。在美国出现霸权衰败迹象时，全球化的工具性也陡然张显，美国由曾经的全球化动力提供者，转变成“逆全球化”发起者，它算计的显然是在全球化不同时段的权力得失，当认为全球化不再有利于维护和扩展自身权力优势时，美国试图从全球化中抽身也就顺理成章。

从全球化的政治限度来看，无论以往接纳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还是今天试图与中国“脱钩”、弃以往模式的全球化而去，美国贯穿其中的思维模式实际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第一”的权力逻辑。以往推动中美和解的主要动力并非内源性的，而是来自两国之外。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化的共同认知让中美在40年前实现合作，彼时美国拉拢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已然形成紧密经济联系，这一度被认为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但现实是，经济因素对政治的作用很可能被高估了。政治离不开经济，但影响政治决策的因素从来不会仅仅是经济，经济因素在政治决定中有时会被置之一旁。无论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之后的“中美友好”，还是当前中美陷入空前的激烈竞争，背后的主导因素都是政治。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加大对华遏压，中国舆论屡屡指出美国冷战思维根深蒂固，这正是关键所在。在处理大国关系的基本思维模式上，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从未发生过根本改变，翻看最近70余年来美国总统们的演讲，“美国优先”从来都是美国政治决策者们的主导性选项。

导致美国对华“新冷战”冲动的最大心障，就是其对“美国第一”的痴迷和执念。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以及霸权正成为往事，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已没有可能维系或重建霸权，当下时代需要的是有能力的大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性挑战。实事求是地说，在以往人类历史中，多个大国合作共事的经历比较少见，相关经验和知识也是稀缺的，这是当代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知识性挑战。在近代以来的人类生活中，常见的状态是霸权；在人类的长久历史中，更常见的则是无政府状态。前一种状态意味着国际秩序的公平性、正义性不足，后一种状态意味着人类处在普遍敌对之中，无论哪种状态都不是人类生活所希望的。

当今时代的国际事务空前复杂，更需建构稳定有效的全球性秩序，而这只能寄望于诸多国家的共同参与，尤其是大国间的精诚合作。在此过程中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国家的自利心理，更重要的是突破人类在智力上的限度。一个由多个大国相互协作、诸多国家共同参与的世界秩序有没有可能建立，如何建立？政治家们更应朝此方向展现出想象力，人类政治知识也需要在此方面实现突破。（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